走访桂林“抗战文化城”

——全国文艺人士抗战的重镇

这是天下山水名城、世界旅游胜地广西桂林市的主干道，“长安大街”——南北向的中山北路14号，风景幽雅、绚丽的叠彩山前，一幢银灰色的老式楼房。今天这里看起来已不过是一栋很普通、很陈旧的小楼房，而且游人可数，非常安静；但在整整80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它可是著名的八路军（也叫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作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活动指挥枢纽与精神核心所在，这栋小楼里每天名流大家熙来攘往，十分热闹。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最初为私营门店“万祥醩坊”，1938、1939年之交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租借使用，此后坚持了近3年才撤销。该办事处纪念馆于1977年1月正式修缮、恢复、建立并对外开放，占地面积大约1300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叶剑英元帅题写馆名。

今日，桂林已是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太平，国内外大量游客前来欣赏其绝妙漓江风光、岩溶地貌，一派安定祥和景象。而在当年，山水名城却正值抗日烽火滚滚、民族生死存亡，无数爱国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投笔从戎，誓将侵略者赶出中华大地；文人墨客们也拿起手里的钢笔、毛笔、画笔，配合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与日寇坚决斗争到底！

文军西征，荟萃一堂

1937年7月7日，随着北平（今北京）卢沟桥头的一声枪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铁蹄在我祖国母亲的大地上肆意践踏；民族存亡的紧急时刻，国共两党成功实现“第二次握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兵燹在远东地区疯狂蔓延，东北沦陷、华北沦陷、华东沦陷、华中沦陷……于是，各地文艺界人士纷纷南渡西迁，在桂林小城寻得了一方暂时的栖身之所。这支文人大军热血滚烫、浩浩荡荡，络绎踊跃投入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桂林“抗战文化城”，从1938年10月武汉失陷、1938年底与1939年初齐聚桂林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止，前后持续长达6年之久，至今已有整80周年。生长于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广西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江建文，其长篇小说《国难》系列（再版改名《上海一九三七》），就是讲述他父母在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逃离，先到南昌，再抵武汉，再至桂林，途中辗转诞下他的故事，可谓一部反映“文人抗战”的经典之作。而北大、清华、南开、中大、中山、浙大、交大、复旦等名校陆续迁入内地，则被喻为“文军西征”。全国各地文化人纷纷涌入桂林、比邻而居、一致抗敌，其实也算是一种“文军西征”。

抗战期间，中国内地有不少的文人抗战重镇，算得上是“第二战场”、“间接抗日”。桂林大概仅次于“陪都”重庆，堪称当时全国第二大文人抗战重镇，甚至两地不相上下、各有千秋，而胜过昆明、成都、贵阳、西安等地。著名学者胡愈之在《忆（范）长江同志》一文中说：“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惟一抗日文化中心了。”此段话前半部分说桂林过去是“文化沙漠”，自然是对桂林的历史文化了解不够、评价过低，但后半部分对“桂林文化城”则给予了极高评价。其生机勃勃、云兴霞蔚之盛况，用杨益群在《桂林文化城概况》一书“代序”中所说，可谓：一、文人荟萃，人才济济；二、团体众多，宣传活动卓有成效；三、报刊杂志猛增，出版事业繁荣。

大咖云集，成就卓著

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艺家多达1000余位，其中闻名全国的有近200位，绝对是国统区里数一数二的文化中心了。如文学上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艾青、艾芜、胡风、周立波、聂绀弩、杨朔、秦牧、秦似、端木蕻良、碧野、萧红、沙汀、张天翼等；戏剧上有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夏衍、阳翰笙、丁西林、焦菊隐、于伶等；美术上有徐悲鸿、张大千、李可染、丰子恺、叶浅予、廖冰兄、关山月等；专家、学者有陶行知、邹韬奋、叶圣陶、胡愈之、李四光、薛暮桥、贺绿汀、千家驹等；还有舞蹈家戴爱莲、新闻记者范长江，知名人士何香凝、李达、沈钧儒、陈望道等。其中不少名家都是多才多艺、身兼数能。

在桂林，各种进步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粗略估计就有三四十家，影响较大的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新中国剧社等。而各种文化活动也是层出不穷，规模较大的如鲁迅逝世第三、第四、第五周年纪念日，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西南剧展等，包括美展244次、话剧449种。

当时桂林有书店及出版社179家、杂志近200种、报社11个、演出团体198家、音乐团体67家、话剧戏曲团体131家、印刷厂109个、影剧院26个……这些数字也都是惊人的辉煌。许多今天的知名报刊就是此时在桂林创刊或发行的，如《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桂林晚报》《自由晚报》及《人间世》《文艺生活》《中学生》《野草》《文学报》《诗创作》《自由中国》《国文月刊》《广西父女》《前线》等。

期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火》（第三部）、艾芜的《山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碧野的《肥沃的土地》、萧红的《呼兰河传》、沙汀的《淘金记》、张天翼的《金鸭帝国》等；此外还创作、出版了大量中短篇小说集、诗集、长诗、散文集、杂文集、评论集、漫画集等，及翻译的许多欧美文学名著。知名戏剧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田汉的《秋声赋》、欧阳予倩的《桃花扇》、郭沫若的《孔雀胆》等。主要丛书有《野草》（秦牧主编）《七月文丛》（胡风主编）《文艺生活丛刊》（巴金主编）《文艺生活丛书》（司马文森主编）等。主要创作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今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

中共领导，戮力同心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广大进步人士、爱国人士、文化人士、名望人士纷纷出动、众志成城，那“要抗战、要民主、要团结、要进步”的高亢呼声，震撼桂林，轰动全国。

桂林能够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除了其军事上靠近湘粤前线、政治上桂系与蒋介石“中央军”存在对立这两大因素，以及我党的坚强领导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特殊地理环境。自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沦陷后，作为南岭关口的桂林就成了联接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不仅由“陪都”重庆至江南数省及皖南新四军、东江游击队要经桂林中转，而且由南方各地通往西南乃至陕北也要途经桂林；桂林还是通过“孤岛”香港联系海外特别是南洋各国的重要途径。它进取自如、大有回旋的区位优势，比困在腹地、交通不便的重庆具有更大吸引力。再说，其秀甲天下的山水、温暖适宜的气候、味美可口的菜食、淳朴友善的民风，对文人墨客们来说实在是绝好的栖身之地。

要提到“桂林文化城”，就不能不提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因为它们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唇齿相依、兄弟情深。而且，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是直接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执行中共民族统一战线下组织开展的，这也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从1938年底到1939年初，武汉形势日愈紧张，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部分同志被派到桂林筹备驻桂办事处。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奉命主事，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桂林乃至整个广西、桂湘粤黔滇交界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身份公开。它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手创建，又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周总理曾先后3次亲莅桂林，检查和指导办事处工作。办事处一直坚持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出现裂痕，这才光荣撤离。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除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它还既是当时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与新四军及江南各省党组织的联络中心，又是桂林革命文化和民主运动的指挥所；同时它还直接领导《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新知书店、生活书店等文化机构，通过地下党和文艺界进步人士，指挥着整个桂林市的革命文化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

办事处把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接应到“圣地”延安，并积极为抗日前线输送干部或指战员。由于一切要靠自力更生，办事处频频奔走于香港、南洋各地，筹集军需物资，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陕北延安与抗战前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抗日斗争。

为抗日、为革命、为“桂林文化城”，办事处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而办事处的同志们条件极其艰难，不仅要承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刁难与诬陷乃至恫吓，而且要躲过敌人的盯梢与监视乃至迫害，为此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这座山水名城出现了一个在国统区少有的抗日高潮和文化热潮。

山水名城，文采焕然

徜徉在桂林的大街小巷上，陶醉在她天下无双的山川画廊里，抚今追昔，心游万仞，我想:原本青山碧水、千姿百态的桂林，就这样又接受了文化艺术的熏陶，以及革命抗战的洗礼，既多了一些灵气，又添了几分红色，城市的内涵便更为深广、魅力更为丰富。

如果把桂林比作一个人、一个女人，在她已有的聪颖娇美的基础上，再施其以德育、智育、体育，便尤显得博大精深、出类拔萃。或者说，她干脆就是集美女与才女于一身的林黛玉，原有天生丽质，再饱读诗书，即秀外慧中、才貌双全。也就是说，桂林遂因之更加成熟、更加完美了！

一座城市的成长，与一个人的成长，道理是相通的。

6年“抗战文化城”的突出贡献，绝不仅仅在那6年之内的抗战与文化活动上！

桂林，这莫非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所赐予你的莫大的、无上的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