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一百二十年祭,暨纪念谭嗣同君,兼谈湖南人的血性
2018-06-22 1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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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一百二十年祭,暨纪念谭嗣同君,兼谈湖南人的血性

戊戌一百二十年祭,暨纪念谭嗣同君,兼谈湖南人的血性

戊戌一百二十年祭,暨纪念谭嗣同君,兼谈湖南人的血性

戊戌一百二十年祭,暨纪念谭嗣同君,兼谈湖南人的血性

戊戌一百二十年祭,暨纪念谭嗣同君,兼谈湖南人的血性

本文题目自是源于郭沫若先生当年的那篇《甲申三百年祭》(即他1944年所写纪念1644年明朝灭亡、李自成失败的文章),舍此与该文别无其他关系。
本文开始动笔写作是在2018年6月11日(22日完稿),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满清王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这天,戊戌变法在王朝的都城北京正式开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开展,到9月21日被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等保守派所联合绞杀,慈禧再次临朝“训政”,光绪遭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通过日本大使馆外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遭杀害于菜市口而终止,前后共计103天,故亦名“百日维新”。这是中国近代的一场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改良运动。
关于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主要人物、有关内容、历史意义、后人评价等,大中学校统编之中国近代史教材及史学界学者教授们的专著论文、网上的论坛帖子……基本上是有公论、有定性、有确证了,且已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家喻户晓,这些方面我就不想多说了。
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的科学的角度来讨论、分析、评价戊戌变法及其参与的种种历史人物,肯定它有利有弊、有对有错、有是有非,这没问题;问题在于当今有部分“砖家”或别有用心之人企图为历史翻案,全盘否定戊戌变法,彻底打倒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相反倒要为慈禧、荣禄、袁世凯乃至之前的李鸿章等人唱赞歌,那就不是客观、公正、全面、理性、有良知、有德行、有热忱、有情怀的学术研究,而是别有用心、图谋不轨,或太过无知、荒谬了,则不值得与之交流。
总体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通过强大的社会宣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激起国人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后来出现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均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一段话是盖棺论定、毋庸置疑的。
著名学者张敬伟在今年3月9日的《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两个甲子的中国戊戌年之辩》,说到戊戌变法后的这第三个戊戌年,中国的情况虽然已大不相同,但仍然需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需要完善自身、砥砺改革。除此以外,张敬伟对失败的戊戌变法,其历史意义、积极影响还是表示肯定的。他还感叹道:“戊戌六君子尤其是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为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留下了令人唏嘘的历史教本。”对谭嗣同的英勇壮举,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与敬意。
此外,前段时间台湾的风云人物李敖去世,他曾写过一部被书商炒成“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根本不像是一部小说,但当然有他的很多优点、成就),其中有大篇幅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情节,特别是谭嗣同赴难前与梁启超的大段对话。这部小说是大力讴歌戊戌变法、讴歌康梁谭等人的;尤其谭嗣同,他在变法失败之后以死来告诫后来人,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拯救中国。维新派的几位主要首领,其实主要是康有为一人一直在顽固地主张不推翻皇帝与清朝、实行变法维新改良、走君主立宪制道路,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道路;而梁启超、谭嗣同却是坚决要求发动武装革命,推翻满清王朝。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谭嗣同之口、之行,对“死君”与“死事”、“生”与“义”、“大义”与“小义”、“汉族”与“蛮夷”等重大的哲学、政治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特别是李敖通过谭嗣同与梁启超的长篇对话,塑造了这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富有血性与勇气、具备大无畏精神的湖南年轻人的伟大、光辉形象。
所以我这篇文章不想对戊戌变法再做太详细深入、面面俱到的评价,我的观点前面已基本上说清楚了,再说也没有什么新的、我个人的东西;作为一个湖南人,在纪念同乡先贤谭嗣同之余,我更想多说几句关于湖南人亘古就有、与众不同的强烈血性、耿直个性、鲜明特性、丰富性情的话题——当然,也要包括谭嗣同在内。
有确凿史料证明,屈原不仅是生命完结在湖南(汨罗),他的祖籍也是在湖南(常德)。两湖都是楚地,但是湖南人与湖北人的差别很大,湖南人继承的是屈原的大气与质朴,湖北人继承的是宋玉的曲折与瑰丽。说到思想立场,湖南居长;说道艺术追求,两湖各有特色。宋玉玩艺术,玩自我,没有屈原的格局与情怀。湖北多水,河湖弯曲,故其人性格精明功利、目的明确,便有“九头鸟”之说;湖南多山,河流更直,故其人性格耿介霸蛮、坚持原则,便有“南蛮子”之说。湘人历经楚文化的激荡、土著文化的原生态、中原文化的洗练等融合,从而创造出了独特、鲜明的湖湘文化。数量庞大、伟人辈出、继往开来、绵绵不绝的湖湘人才梯队,先后经过了屈贾等远古诸贤、周程朱理学与岳麓石鼓书院、嘉道经世派、湘军集团、维新人士、辛亥民主革命派、中共新民派七大历史阶段。
关于湖南人的血性,湖湘文化中的革命斗争精神,其名言、文章与著作也有很多了。众所周知,从清朝到民国乃至今天,湘军都是中华劲旅,留下“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无湘不成军”、“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由湘人写就”、“湖南人材半国中”的说法,还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院门联,上联出自《左转》、下联出自《论语》)、“湖南人是中国的普鲁士人、爱尔兰人”(罗斯·特里尔)、“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中国只有三个半人:两广算一个人,湖南算一个人,江浙算一个人,山东算半个人”(钱钟书)等等。湖南人也不光会打仗,还会读书;这些年几乎每年高考录取分数线,湖南都是全国最高的省份之一。湖南人爱吃辣椒,正如一代伟人说的,“不吃辣椒不革命”,长年吃辣椒、重口味、讲过瘾、尚豪气,才养成其刀刚火辣、敢作敢为、干脆果断、持之以恒的鲜明性格,流血不流泪、埋头往前走,也就是“湖南骡子”精神: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不服降;霸气、匪气、灵气。忠诚担当,求是图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敢爱敢恨,多情多义;恩怨分明,嫉恶如仇;一见如故,视死如归;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重钱财,挥金如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打脱牙齿咽进肚。
对湖南人火辣的性格、犟倔的脾气、骨子里的血性、不怕死的精神、爱“管闲事”的做派,没必要死(天并未绝他)而要去死、没必要做的事(无关个人名利)而要去做的独特追求,外地人往往很难理解。你看,湖南人里,光投水自尽的就有屈原、陈天华、姚宏业、萧山令、朱湘等多人,或悲愤投江,或慷慨蹈海;曾国藩也是先后三次要跳江投湖;谭嗣同也是本可以活命而偏要“送死”的;雷锋、欧阳海、罗盛教、谭千秋……都是做好事、救人家而死的;宋教仁反对袁世凯独裁结果被他派人暗杀,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尔致鞠躬尽瘁病逝,“断指将军”黄兴亦是革命到底尔致过早病逝;匡互生在“五四运动”中率队“火烧赵家楼”;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民国名记”严怪愚多次揭露民国政界文坛丑闻而多次罹遇被害的险境;周敦颐撰文提出做人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南宋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狠狠打击封建统治者;王夫之以一介儒生参与反清复明起义;彭玉麟铮铮铁骨英勇作战,统领湘军水师为剿灭太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提出“经世致用”(湖湘传统精髓)、“师夷长技以制夷”(影响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近现代佛学泰斗虚云大师一生一衲、一杖、一笠、一钟行遍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左宗棠“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朱总也是说要抬着一百口棺材杀尽天下贪官,九十九口给贪官,剩下一口留给自己;女中豪杰向警予很早自动放脚,还坚决拒绝国军师长求婚;齐白石以一木工之身份,自学成才,自强不息,而为世界艺术巨匠;胡总坚持真理平反冤假错案;李谷一快言快语,抨击娱乐界丑陋现象不遗余力;龙应台在台岛撰写大量犀利尖锐杂文,掀起一股“旋风”……
其他的不多说,下面再重点针对这些年被少数人妄图攻击、否定、歪曲的三件事情给予反驳,或给不理解湖南人与湖湘传统的民众一些“常识普及”,即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南京大屠杀中的唐生智与萧山令、抗m援j中的m大嗲与p大帅。
第一件,有人认为,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竟然不逃走、不要命,甘愿“等死”、“送死”,实在是“太傻了”;再说他死不死,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国能因为他一个人的死,改革就能成功、国家就能进步吗?实在是“太幼稚、太可笑”了。云云。——说这话的人,自己才可笑。对真正的男人、真正的湖湘男儿谭嗣同,对能写出“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此气壮山河诗歌的谭嗣同,他懂吗?中国不正是因为有无数这些视死如归、敢于斗争的先烈们在挺身而出、前仆后继,才推动着历史发展到今天吗?谭嗣同的湖南人耿耿血性,对后世的一代代湖南革命先辈的莫大影响,又有谁能抹杀呢?
第二件,有人认为,在抗日战争早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之前,正是因为南京保卫战的两位主要军事指挥官之一,湖南东安人唐生智、湖南益阳人萧山令,是他们的顽强抵抗、拒绝投降,这才惹恼了日军,遂于后来陷落南京后疯狂发起“屠城”,30万华夏同胞死于日军之手;言下之意,要是唐生智、萧山令们不作抵抗,主动投降献城、开门迎敌,日军就不会“屠城”,30万民众将免遭戕害。——这个说法就更无耻了。莫非抵抗倒是错了,投降倒是对的?亦即是说,历史往前八百年,岳飞“主战派”也是错的,秦桧“主和派”才是对的。但问题是,日军真的会那么仁慈,只要我方投降、献城,他们就对中国军民很友好,不杀我们,“大东亚共荣”了吗?嘿嘿,人家几万人,杀我们几十万人,我们自己软骨头,不敢跟他们拼命,束手就擒,任其宰割;倒对最初保卫我们、誓死杀敌、英勇就义的爱国将军不满起来,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第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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