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类工具书中，“史诗”一般都有两个义项：A、古代叙事诗中的长篇作品，亦即叙事长诗。它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以古代传说为内容，塑造著名英雄的形象，结构庞大，充满着幻想和神话色彩。最著名的史诗莫过于古希腊荷马史诗“双璧”，《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还有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迦梨陀娑《沙恭达罗》、歌德《浮士德》、拜伦《恰尔德游记》等，又如我国壮族《布洛陀》、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传》等。B、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如长篇小说、多幕戏剧），有时亦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如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源氏物语》、拉伯雷《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等东西方早期长篇小说，以及古希腊三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一位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伟大的戏剧家兼诗人莎士比亚，还有莫里哀、易卜生等人的代表作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哈姆莱特》《伪君子》等。

不管怎么说，传统意义上的史诗，主要是指那些篇幅宏伟、气势磅礴、场面开阔、结构复杂、人物众多、年代久远、情节纷繁的叙事文学作品；而且它的主旨是高扬的、题材是重大的，时空内涵也包罗非常广阔。在远古，小说尚未占领人类历史的文学舞台，缪斯的领地中仅有诗歌一枝独秀，则史诗特指那些杰出的长诗；嗣后，长诗逐渐从文学殿堂上告退，小说即凭借其优势异军突起、独领风骚，史诗便主要为长篇小说所专宠。并且，它们大部分是多卷本、大部头，字数动辄洋洋百余万言，人物、故事、时间、地点，千头万绪、纷至沓来，作者有条不紊，娓娓而道。譬如雨果《悲惨世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都是具有史诗特质的皇皇巨制、浩浩鸿篇。

一个词语的定义，往往与时代状况有关。词语原本就是约定俗成的。随着现实的变动，它也须作适当的调整。文首提到的史诗两个已有义项，就能够看出这一点了。史诗一词最先出现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师徒仨等将其定义为叙事长诗；到了近世，它又扩大为指一切篇幅大、内容多的叙事文学——其思想、艺术的总体水准当然要相当高才行。到今天，时代与世人自身呈现出了许多新气象，则史诗的定义又须重新阐释了吧。

既是史诗，顾名思义，它应该是“历史”（history）与“诗歌”（poem）、并进而扩之为“历史”与“文学”（literature）的结合体，即以文学的形式及特质来反映或曰再现历史的内容及主题，具备完美的文学手段与深广的社会内涵。亦就是说，不管体裁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不管篇幅是长还是短（当然是相对而言），只要具备了上述条件，都应该归于史诗范畴。篇幅、字数不是绝对概念，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关汉卿杂剧《窦娥冤》、蒲松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及早期东西方短篇小说集《一千零一夜》、薄伽丘《十日谈》、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英国“湖畔派”诗人的短诗，莫泊桑、契诃夫、马克•吐温、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中、短篇小说……尽管它们的篇幅都不算很长，但又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诗？相反，我国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大量粗制滥造的大部头小说，长则长矣，但思想简单、艺术粗糙、内容平淡，千篇一律“脸谱化”，如《大刀记》《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又有什么资格称为史诗性作品？

总之，包括史诗在内，所有杰出文学作品，它真正的、主要的价值还是在于其艺术精湛、思想成熟，在人物塑造、故事内容、环境刻画（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等方面有创造性，有完美特质，而不在于长短。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达到了这点，哪怕篇幅不是很长（相对），也有可能成为史诗；如果达不到这点，表面形式上再有宏大规模、惊人气势，也算不得史诗。这是我们在判定旧史诗与新史诗时都要注意的。

笔者提出重新阐释史诗，因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在近二三十年当中，世界文坛已有明显改观。作家、诗人们有意无意地在压缩文句与内容，将作品写得尽可能精粹。他们不再平铺直叙、慢慢道来，而是凭借其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气魄与胆识，采取一种鸟瞰式的宏观把握，遴选出腹稿中的主干与精华，再做惊人的归并组合，或重新打磨、处置，从而创造出一部部“袖珍史诗”。特别是在诸现代文学大师们那儿，则多采用时空交叉、陈述错缀，以及意识流、梦幻、巧合、夸张等方式；这样，作品越发显得大“密度”、强“张力”、高“容积”。“袖珍史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组并性。究其缘由，我个人认为，一则，作家们自己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超越前人、另辟蹊径，写作上尽可能地精致、新颖、完美；二则，高节奏的信息时代巨潮、不自主的外物文娱追逐、较之昔日丰富得多的社会生活方式等，迫使作家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写得尽可能短小、充实，而且动感、好看。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他那部精短的杰作《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出：“在我们面临的更为繁忙匆促的时代，文学应该力争达到诗歌和思维的最大限度的凝练。”此两点应该是兼而有之。

我们先撇开史诗暂且不论，就全球范围而言，在20世纪内，在小说创作上，除了初期的《追忆逝水年华》《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等更加集中涌现出来的众多大部头外，到后来，我们所见到的主要还是类似莫里亚克、斯坦倍克、茨威格、艾特玛托夫（以上现实主义）、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福克纳、米兰•昆德拉（以上现代主义）等人的精短长、中、短篇。近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许多作品，如戈迪默《七月的人们》（1991年）、大江健三郎《性的人》（1994年）、格拉斯《铁皮鼓》（1999年）；国内获茅盾文学奖的许多作品如古华《芙蓉镇》（第一届）、刘心武《钟鼓楼》（第二届）、阿来《尘埃落定》（第五届）、王安忆《长恨歌》（第五届）等，也都是二、三十万字的“小长篇”。在诗歌上，长诗是几乎绝迹了的；叶芝、纪伯伦、泰戈尔、聂鲁达、里尔克、卡内蒂等大批诗人，更多的是靠着其抒情、绘景、说理、叙事的语录体短章而驰誉文坛，流芳后世。纵使扩展到哲学领域（哲学名著同样是文学名著），尼采、萨特、罗蒂、叔本华、柏格森、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克尔凯郭尔们那些脍炙人口的代表性篇什，亦要比其前辈罗素、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们的巨著写得更精紧。还有法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著作，甚至是科技类著作等，从古至今，都存在着这种相似现象。世界文化表现史上形成了一个“短～长～短”的发展轨迹。“袖珍史诗”乃是这种大形势的突出表现之一。

新型史诗中最值得一提、最具代表性的首先要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这部拉美文学及魔幻现实流派的扛鼎之作，展现了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一百多号人，在一个多世纪里的大起大伏、大风大雨，堪称整个马贡多镇、整个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演变全史，竟被作者浓缩不到三十万字，其高度概括的才气、新奇巧妙的手法，实在令人佩服。笔者曾在一篇小文中称其为“集成电路式杰作”。连保守的瑞典皇家学院元老们也赞誉它“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1982年诺贝尔颁奖典礼授词）。这篇小说一经出现，在全球文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大家争先恐后模仿的“蓝本”。对于天下无数写家们，这无疑是一部极佳的教科书——而不仅仅是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