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杨君长勋突然病故，正当事业黄金时期却英年早逝，在广西文艺界可以说引起了一场大地震。那时我虽已不在广西工作与生活，但因为跟他有过很多的交集，也算得上是老友了，自然是感到十分震惊、惋惜、悲哀、痛苦。

圈内人都亲切地称杨长勋为“老杨”，他是百色田林的高山汉人，老家在“桂西神山”岑王老山里，可我曾老以为他是壮族。他是广西艺术学院文艺理论专业的副教授，也是广西文坛最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之一，曾兼任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当年的“八八新反思”就是由他等几个人牵头搞起来的，反响巨大，恩惠至今。

杨长勋生前，我与他是常常在一起小聚喝酒的。他本嗜酒，酒量又大，酒品也好。别看他个子非常矮小，喝酒可不含糊。不管度数多高、杯子多大，他一举杯，脖子一仰，眨眼之间那杯酒水就下肚了。他生在岑王老山里，酒量天生就非凡。当然，据说他最后病故，也是在一“酒”字上。

记得我当年还在广西时，有段时间，供职区新闻出版局的散文家、著有《把酒问月》等书、亦是一有名资深酒鬼的“老狼”梁奇才还没患病，不时组织酒局，我因在《广西散文一百年》里给“老狼”写过评论，便受邀与杨长勋屡屡在席，还有黄神彪、黄佩华、黄鹏、谭延桐、严风华、陈宁等老友。

在此之前，我所在的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每逢节假日会餐，还有校庆系庆、学术研讨会等，经常会邀请杨长勋回母校来。吃饭时，他会一一给系领导与我们老师敬酒，很客气，也很豪气，脖子一仰，一杯高度白酒瞬间下肚。

不过那时我跟他还不太熟，只觉得这位身材奇矮、头发蓬起的副教授像个顽童似的，很有意思。后来跟他来往多了，认识了，发现他确实如此，很真诚，很爽快，很生猛，很犀利，很有性情，非常好玩，就是个仿佛永远长不大的顽童，好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男孩。

我那时除了在中文系（先是写作教研室，后是编辑出版教研室）教书、做班主任，还在学校文学社当指导老师，先后邀请过区内外多位有名的、有成就的作家、诗人、记者、编辑来给学生们讲课，包括杨长勋。

杨长勋跟上海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认识，当时他出版了一部厚厚的书《余秋雨的背影》，客观、真实地介绍了余秋雨其人。因其时余秋雨正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是大名人，所以这部书影响挺大，发行量不小。杨长勋讲课时，就重点讲了余秋雨与他的这部书。

那时我也刚出了两部纪实文学性质的书《大学校园里的“第四只眼”》和《与爱一起成长》，并送给了杨长勋。他翻了翻，就在课上笑言：“我与你们李老师一样，我们不是纯文学作家，而是畅销书作家。”

讲课甫一结束，杨长勋就拿着我们付给他的区区一百块钱讲课费，请我与文学社的社长、副社长、主编等几个学生，去学校东门外的夜宵摊吃烧烤喝啤酒。这一百块钱还不够，倒让他自己贴了一些。本来我是要买单的，可他坚决不同意，说他的《余秋雨的背影》一书拿了不少稿费。

还有一次，地方上某个重要诗歌奖揭晓，一个在我看来写得很一般的女子却获奖了。因杨长勋是主要评委之一，我便逮空问他:“怎么这样差的作品也能获奖？”杨长勋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朋友嘛！肥水不流外人田。”其实我的观点并不一定对，他还是有他的评判标准的，但他这么回答我，说明他是一个有情有义、讲朋友义气的人。

杨长勋病逝，我不在广西，不知详情，就不多说了。我也曾问过几个朋友，大家说法不一，而且好像也不确切。总之，他的死跟酗酒有一定关系，但也不完全如此，已经是个谜了，跟“功夫王”李小龙的结局一样。

我还想说，按理杨长勋的教学科研成果、著作论文数量、文坛地位作用、其人其事的影响都很大，早该评正高了，可是直到去世都没在艺术学院评上，不知何故。我还没到广西工作时，他就已经是副教授了，那时他还非常年轻，就评上了副高；可我在广西民院工作了七年，后来又离开了广西一年多，他才去世，此时他的副高已经十好几年啦！这时间也太长了吧，不应该的。

这些年来，我们文友、校友、朋友每每聊起他，总会说，要是杨长勋今天还在，广西文学的成就会更大一些，一则，他会一直跟在你后边，用“鞭子”赶着你朝前走，让你不得偷懒，只有拼命地写；二则，他比你站得更高更准、看得更远更深，能发现你的问题，给你指出、纠正，从而使你得以不断进步；三则，当他看到不良现象，就会马上跳出来揭露之，“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为他说的都是实情，而且就事论事不带主观色彩、个人情绪，你就再不敢这样做了。可惜，斯人既已殁，说这些何益？

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