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个人”系列散文：
同期陨落的相思湖畔三颗星

这篇文章耽搁有整整十二年了，而我的“想起一个人”系列散文好像也是停顿蛮长一段时间了。可这篇文章我是一直放在心上、一直看得很重、一直想写的，好像不写就会留下很大的遗憾，不写心里这个坎就过不去，不写这个心结就没法解开，不写这些往事就会起霉长蛆腐烂似的。而且，纪念他们三位，我觉得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而且，我觉得由我来写这篇东西还是有一点点资格。
在写之前，我还是有点担心它会变成记流水账。那我就尽量采取白描手法，语句尽量朴素，客观真实记录下来就行。
另外，这几位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在我认识他们之前就已有很多值得写的经历、故事与成就，但因为不是我直接了解的，就不作为资料大篇幅写进去了，只有时候若有必要就简单交待几句。我还是尽量多写我直接了解的吧！
十二年前，黄君堃、杨君长勋、黄君志刚三人几乎同时去世，在广西文化界可以说引起了一场大地震。那时我虽已不在广西工作与生活，但因为跟他们都有过交集，也都是好友，自然是同样感到震惊、惋惜、悲哀、痛苦。
广西文坛人人皆知，广西民族大学（原广西民族学院）里有个“相思湖作家群”。我一九九八年大学毕业后到广西民院中文系工作，除了教书、当班主任，还在学校的“相思湖文学社”做指导老师，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也投稿，也跑邕城各报刊编辑部，也参加文化界各种活动，与“相思湖作家群”里的许多位都有过接触，就这样陆陆续续认识了他们仨。
我先要说的就是黄堃，毕竟在他们仨里他是最有才华的。黄堃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与才子，而且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我始终认为，不光是“相思湖作家群”，就是放眼整个广西文坛，要说在当代诗人之中，黄堃的才学、成就也许不是第一，但他是最有诗人性情的，是最像个诗人的诗人。说这话我也不怕得罪其他写诗的同道，因为我是由衷的，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客观标准。
在他们仨里，黄堃也是我最早认识的。那时候他在广西文学院当驻院的副院长，还在兼编《沿海时报》。沿海时报社本来是在北海，但当时在南宁也有一个编辑部，由黄堃负责组稿、编稿，办公地点在鲤湾路的一座旧楼上。我那时刚到广西民院，跟着韦绍峰、杨学文、李云华等几个学生去给他写稿，去编辑部见他（那段时间该报的版面基本上被我们几个人承包了，除了广告可惜没拿到一分钱稿费，这个报纸根本不挣钱）。他听说我是民院中文系的，就问我大几。我脱口而出：“大五。”他很诧异：“民院现在有五年级了吗？”同去的韦绍峰赶紧说：“他是我们老师。”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再后来是广西民院与广西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相思湖作家群研讨会”，黄堃作为作家与诗人代表在会上发言，神采飞扬，激情彭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自己多年前刚到民院上学时，爱上了诗歌创作，便给学校的墙报投去一首诗，几天后人家告诉他，他的诗见报了。因白天经过墙报的人很多，他不好意思去看；等到傍晚，墙报附近没什么行人了，他就一个人偷偷跑过去，站在离墙报很远的地方，模糊地、悄悄地、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文字与名字写在那上面。他内心里在说：“从此一个诗人诞生了！”
看看，这么自信！这么有激情！这么有个性！这么有才华！所以我说黄堃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那年《广西日报》副刊部举办“圣堂山笔会”，邀请了十来位作家、诗人与艺术家，有王云高、彭匈、彭洋、凌渡、农耘、黄堃、甘毅、林涌泉等人，我也去了。因为我是湖南人，他们几个就开玩笑说我是宋祖英的弟弟，并给我取了个外号“宋祖来”。黄堃依然是那么自信昂扬、富有激情，大口喝酒、大声说话、大步流星。
令人惋惜的是后来黄堃不幸出了车祸，变成了植物人。时任广西民院副院长、“相思湖作家群”领军人物之一容本镇带着我，代表广西民院去广西区人民医院的重症病室看望他。容副院长连喊了三声“黄堃”，我感觉原本身体一动不动的他，脚趾头好像微微颤抖了一下。也不知这是否是我的幻觉，还是眼神不好。我在心里连连叹息：“命运为何如此不公！这就是曾经那位很有自信、很有激情的诗人吗？”
几年后我在北京，从报纸上读到黄堃去世的消息，我对家人说：黄堃终于还是走了！
第二个要说的是杨长勋，他是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也是广西文坛最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之一，当年的“八八新反思”就是由他牵头的几个人搞起来的，反响巨大。
他们三人当中，我是与杨长勋在一起喝酒最多的。他爱喝酒，酒量大，酒品也好。别看他个子矮小，喝酒可不含糊。不管度数多高、杯子多大，他一举杯，脖子一仰，眨眼之间那杯酒水就下肚了。他是百色籍，酒量天生就非凡。当然，据说他最后病故，也是在一“酒”字上。
记得我当年还在广西时，有段时间，供职区新闻出版局的散文家、著有《把酒问月》等书、亦是一有名“酒鬼”的梁奇才还没患病，经常组织酒局，我与杨长勋经常在席，还有黄神彪、黄佩华、黄鹏、陈宁、严风华、谭延桐等人。
在此之前，我们民院中文系节假日聚会，还有校庆系庆、学术研讨会等，经常会邀请杨长勋回母校来。吃饭时，他会一一给我们老师敬酒，很客气，也很豪气，脖子一仰，一杯高度白酒瞬间下肚。不过那时我跟他还不太熟，只觉得这位奇矮的副教授很有性格，像个顽童似的，十分好玩。
后来跟他来往多了，认识了，发现他确实如此，很真诚，很好玩。我带学校文学社，先后邀请过区内外多位有名的、有成就的作家、诗人、记者、编辑来给学生们讲课，包括杨长勋。杨长勋跟上海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认识，当时他出版了一部书《余秋雨的背影》，客观真实地介绍了余秋雨之人。因其时余秋雨正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是大名人，所以这部书影响挺大，发行量不小。杨长勋讲课时，就重点讲了余秋雨与他的这部书。那时我也出了两部纪实文学性质的书《大学校园里的“第四只眼”》和《与爱一起成长》，并送给了杨长勋，他就在课上笑言：“我与你们李老师一样，我们不是纯文学的作家，而是畅销书作家。”
讲课一结束，杨长勋就拿着我们付给他的区区一百块钱讲课费，请我与文学社的社长、副社长、主编等几个学生去学校东门外的夜宵摊喝酒。这一百块还不够，倒让他自己贴了一些。本来我要买单的，可他坚决不同意，说他的《余秋雨的背影》一书拿了不少稿费。
杨长勋病逝，我不在广西，不知详情，就不多说了。我也曾问过几个朋友，大家说法不一，而且好像也不确切。总之，他的死跟酗酒有一定关系，但也不完全如此，已经是个谜了。
我还想说，按理说杨长勋的教学科研成就、著作论文数量、影响都很大，早该评正高了，可是直到去世都没在艺术学院评上，不知何故。我还没到广西工作时，他就已经是副教授了。那时他还非常年轻，就评上了副高；可我在广西民院工作了七年，后来又离开了广西多年，他才去世，此时他的副高已经十好几年啦！这时间也太长了吧！
最后要说的是黄志刚，其实我与他的交往是最多的，他也是我最应该感谢的一位。黄志刚在病逝前是广西团区委《金色年华》杂志的社长兼总编辑。我跟邕城的几乎所有报刊都打过交道，杂志里比如《广西文学》、《红豆》、《女性天地》、《中外少年》、《阳光之旅》、《传承》、《文史春秋》、《人事天地》、《老年知音》、《出版广角》、《求学》等等，包括写稿、组稿、策划、做兼职编辑记者等。其中我是与《金色年华》打交道最多、发文章最多的。很多次我的文章被他们用很多页的大篇幅、头版头条来发特稿，并且是封面重点推荐文章。多年来，他们杂志社很多重要会议、活动，都邀请我参加。有几个编辑去了别的报刊工作，还向我约稿，如尹婧。我也先后推荐了多名学生去他们那实习、上班。自然，我与黄志刚的个人交情也非常好。
我到广西民院工作没多久，就开始给《金色年华》投稿，几个月后就去杂志社拜访了。那时黄志刚还只是编辑部主任，他告诉我，他是民院中文系七八级的，号称“新三届”，他们班人才济济、表现突出，出了好几个正、副厅级官员，还有好几个是民院的正、副教授，如容本镇、韦茂繁等。就他不行，还只是个普通编辑。我说，您太谦虚了！一位名刊的主任，还不行吗？
黄志刚的写作很杂，不少是新闻体的文章，还有武术类、生活类的读物。他说：“广西文坛都在传，民院相思湖畔只培养诗人、散文家，我就不信这个邪！”当时他在陆陆续续写一部反映自己昔年在民院学习期间经历见闻的长篇小说，曾给我看过手稿，压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很长，大概有三四十万字。但是由于他事务太忙，这部小说的写作就拖了很久，直到多年以后才勉强完稿，在《金色年华》上连载了一部分。我依稀记得他把广西民院称为“神州大学”。
我也请黄志刚到民院讲过课。他不修边幅、穿着随意，来堂堂高等学府讲课，还打赤脚、穿凉鞋。不过他一年四季都是这么穿，不管是上班、在家还是开会、赴宴。看来这是一个很率性的人。
二零零四年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也包括报刊展览、文化交流。我带着我的一个朋友、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老师李孔铸去了；黄志刚当时也在，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深圳青年》杂志老总董韶华。书市快结束时，黄志刚就约我们几位去他老家龙胜玩。他当地的老同学们，包括龙胜县旅游局局长、旅游开发公司总经理、桂林市公安局一个刑侦队长等都来陪我们。这个阵势够强大了，所以我们去各个景点玩，都被当做上宾，隆重接待，自然玩得非常开心。
而且我那次还与董韶华大姐结为了朋友。因为我过去给《深圳青年》写过稿，她觉得我熟悉他们刊物的风格；加之我送了几本刚出版的书给她，她也觉得跟他们刊物很接近。当时我正准备从广西民院辞职，她欢迎我去《深圳青年》上班。黄志刚后来对我说，董总是打算把你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去成《深圳青年》，董总又推荐我去深圳另一家时政类杂志做副总编辑，但最终仍未成功。其实那时我自己的打算有些勉强，所以没有尽力争取。
再后来我终于从广西民院辞职，深圳没去成，黄志刚又想让我接他的班，接手《金色年华》（那时他已正式成为该刊老总）。他在杂志社大会上公开说，他的两个接班人人选，一是我，一是南京大学毕业、原来他们杂志的编辑部主任蒙令华。由于其时我已决定回北京，做自由撰稿人，一心写书，义无反顾，所以没有答应他的邀请，他就让蒙令华回来，先做执行主编，再考虑接班的事。不过我还是继续给他写稿，而且他在杂志的目录页给我冠了三个头衔：高级顾问（有好几个，基本上是广西民院毕业的官员、作家、教授们）、首席记者、北京工作站站长。
但是说句实话，世纪之交，由于网络的兴起与冲击，传统媒体很不景气，《金色年华》经营不佳、发行有限，过去八十年代销售一百七十万册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连发稿费都困难。我虽然在《金色年华》发了很多文章，还戴了几个“高帽”，可得到的稿酬很少，直到最后他们还欠我至少几千块钱。黄志刚也一直不好意思，说等将来杂志景气了再补偿我。
两年多以后，也就是二零零六年夏，黄志刚到北京来看病，我开始以为只是普通的治疗，估计他自己也以为是小病，没放在心上，可实际上因为长期奔波劳累，为杂志呕心沥血，他已病入膏肓、余日不多。但正因为我们都没觉得严重，加之当时我自己的杂事也多，因此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我竟然始终没去看他一眼，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而留下永久的悔恨！
可就是在这最后的弥留日子里，黄志刚还在想着他的杂志，要怎样把《金色年华》办好。他先后曾给我打过两个电话，说了他的办刊思路，比如把编辑部的主要力量搬到北京来，连地址他都已基本敲定；比如改版、宣传、营销、让我加盟等。
接到他这两个电话前后，我老是在忙自己的事儿，为稻粱谋，为理想奔波，也没想过回他一个电话。直到过了一个多月，我才想起要联系他。可我给他所住的医院打电话过去时，接听的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医院的医生。她告诉我，黄志刚早就去世了，遗体送回广西了！
我当时一下子懵了，怔怔地、木木地、傻傻地在电话机旁站了好久，话筒忘了挂，医生的话也忘了回。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我很想大哭几声，可又哭不出来。
在这三人之中，我把黄堃当成真正的诗神来崇拜，把杨长勋当成能在一起醉酒、吹牛的好朋友；而黄志刚，我是把他当大哥的！
十二年了，我久久不敢写这篇文章，现在总算痛定思痛，平静下来，终于把它写出来了，也算是交了一个差，而我自己的内心也好受了一点。再说今年也恰巧是我初到广西民院工作、认识他们整整二十年，使得此文更多了一层纪念意义。至于写得好还是不好，我已不管那么多了。